北大右派学子的矿工生涯

1958年，北大反右运动结束，作为反右运动的重镇，北大有596名学生被划为右派。

他们大都受到严厉的处罚。一部分人受到劳动考察处分，被送往工厂和农村劳动改造；还有一些人毕业分配工作后，因是右派，不允许从事脑力劳动，被迫参加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这些惩罚式的劳动中，最为繁重、艰苦、危险的劳动是矿工。

一些当过矿工的右派学长回忆了那段血汗交织的苦难生涯。

堕入人生谷底的矿工学子们

地质地理系56级岳永勇

岳永勇因与同学谈论中苏、中俄边境的变迁以及苏军在东北的劣行，对于人口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弊病等看法，于1958年2月反右补课时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他被发配到北京矿务局安家滩煤矿劳动考察。岳永勇回忆：

我被分配到采煤一段第十一采煤队干活，这个队技术力量雄厚，人才济济。看我是个书生，班长把我交给两个最最让人小瞧的窝囊废，做他们的助手。

我的工作任务第一是：为技术工人运送坑木，并在井外用架子车运送木料，三个人在坡缓而泥泞的巷道上，推至采煤工作面，然后抛向坡底，再就是用绳子把坑木拴牢，用肩膀把它拽向工作面，交给“技术工人”使用。这项工作沉重而危险。肩膀肿胀，手指被累得无法屈伸，痛苦不堪，夜不能寐。

第二是：在低矮的巷道中，在铁溜槽中推煤。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工作环境极其艰苦，巷道被煤层挤压得“呲牙咧嘴”，动不动以头触柱，被撞得人仰马翻，或者以头杵地，或者四脚朝天。班中用餐，不得不“趴下吃饭”，以求得片刻伸直腰部，使腰部获得“暂时的解放”，以至于落下个腰疼的终身病根。下班出井时，我仍是伸不直腰，只能佝偻着腰身，几乎是匍匐前行，无奈之下，只能背向煤墙，狠狠撞击几次，才能把腰撞直。后来在体检时发现腰脊椎已经严重变形。多年以来，腰病一直困扰我，至今难以根除。

岳永勇说：当时的工作是三班倒，如果上早班，凌晨四点即起床，吃早饭、换窑衣、领头灯，再到坑口坐车，已是五点半左右，载人的矿车飞奔半小时之后到达作业面接班。下班后再次乘坐矿车出井，上缴头灯，洗澡换衣，去食堂用餐，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半时分了。

到下午四点，又要组织政治学习或读报，结束后还要义务劳动上山“打稍子”，“稍子”即是“荆条”，它是防止煤层塌方冒顶，填塞孔洞的必备之物。矿上为了节约成本，不愿花钱收购，而是“豁出去”矿工们的疲劳身躯，通过义务劳动的方式，“无偿获得”。

在1958年夏季，此种义务劳动延续了一月有余，大家都不胜其劳。由于我当时也是“戴罪之身”，自然不能幸免。到了1958年秋后，矿上主事者良心发现，决定给一点物质刺激，犒劳大家。奖品是每人发给一件新绒衣。此时我正冻得瑟瑟发抖，急需一件绒衣过冬，抵御严寒。听到这个喜讯，自然是乐不可支。

岂料到了发放的时候，人人领到一件新衣，唯独我是空手而归。被告知的理由是，绒衣上印有“一切为了共产主义”字样，你一个右派分子，难道也配穿这样的衣服吗？无奈之下、泄气之下、恼怒之下，也只能接受如此严酷的现实。

尽管遭遇如此艰辛和屈辱，岳永勇仍觉得他是幸运的。因为北京矿务局毕竟是国企大单位，管理比较正规，井下工人能够吃饱喝足，比起到农村劳动的右派遭遇的饥饿之苦，要好太多了。另外，他被分配到采煤工作面而不是开拓工作面（打岩石）干活。当时打岩石工作面的操作工人，为了工作方便，都不愿意进行“湿法作业”而习惯于“干法操作”，弄得巷道里尘土飞扬，这样的环境很容易使人患上“尘肺病”，而他得以幸免。再则，安家滩煤矿不是瓦斯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井下生产的安全系数。

更幸运的是，在井下劳动数月之后，赶上了“大炼钢铁”运动，安家滩煤矿也不得不配合这一中心任务。矿领导知道，要想炼铁，必须要有铁矿石。而要找矿，需要找懂得地质和炼铁的人才。岳永勇以来自北大地质地理系的背景被选中去找矿，因此脱离了井下劳动的“苦海”。

西语系56级许明龙、55级曹家同

许明龙是西语系法语专业56级学生，因曾为同学顾文选在肃反中的遭遇鸣不平，写了一张致江隆基校长的大字报。并在讨论批判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会上发言说，不同意说章是一贯反革命，被划为右派。他受到免于处分的处理，但因无法忍受划右后的歧视，主动要求下放农村劳动，1958年4月，他和西语系的一些右派学生来到门头沟斋堂公社马栏村。

在马栏村，许明龙和同学们干过各种活计。他回忆说：

最脏最累的活是拉煤。我和同年级英语专业的王景源、梁鹿亭被派去干这活，派我们三人去的原因是我们身体比较壮，别人没有力气干如此重的活。马栏与门头沟区的许多乡村一样，地下的煤炭蕴藏十分丰富，稍稍往下挖几米，就有煤炭露头。马栏村有两个小煤窑，就在村边上，平时封着，冬季农闲时派人挖些煤，主要供本村社员做饭烧炕，仅有少量卖给邻村。

1958年~1959年之交的冬季，我们三人在小煤窑上干了一个月左右。马栏的小煤窑是平巷，巷道高近两米，人可直立行走，巷深百余米，而且不断向前推进，越挖越远。装煤的是一只荆条编的船型筐，很浅很长，底部安装着两把“冰刀”，在地面每隔一二十厘米横铺一根的粗树枝上滑行。掌子面上有一位老社员负责刨煤和安装支撑。我们拉着空筐到了掌子面，自己装满筐后拉出巷道，过磅，上煤堆，转身再钻进巷道。

我们不是矿工，没有工作服，我穿的是旧军装，由于巷道内温度很高，所以穿的是一身单衣，不穿内衣内裤，免得天天换洗。没有矿灯，只有利用乙砄遇水产生可燃气的原理，用白铁皮制作的一只上下两层的小壶，点着后系在帽子上。拉煤既是在冬季，气温自然很低，有时还刮风下雪，巷里是夏天，巷外是严冬，每天进出十几趟。剧烈的冷热交替反复进行，身体不几天就吃不消了，咳嗽不止，同屋的人有说我得了肺炎的，也有说我得了肺结核的。不管得了什么病，无人可以替工，于是歇了一两天工，干点儿轻活，咳嗽止住了，接着再去拉。

除了平巷，我与梁兄二人也去过竖井背煤，一共只背了两天，就深感自己不是干这种活的料。稍不小心，若是手没有抓住作为踏步的木棍，身子往后一仰，连背篓带人一起翻落井底，那就一命呜呼了。其实，拉煤有得有失，体力和健康支出巨大，但便宜也有一点儿。其一，工作时间短。窑上规定，每人每天拉出两千斤煤，就算完成任务，不管此时是几点几分。其二，每人每天拉出的煤多于两千斤的部分，一律换算成奖金。一筐煤如果装得平平，大概是二百斤左右，冒点儿尖就是二百五十斤以上，再拍拍，插上几块大煤块，就可能超过三百斤，我一般每筐装二百七八十斤，最多时装过三百三十斤。

我们上午拉六七趟，下午拉五六趟，每天十二三趟，按这样的节奏，一天拉两千斤绰绰有余，下午三四点钟就可以“撂窑”（下班）了。我们每天几乎都超额完成任务，到了年底关窑时，帐房先生真的给我们发了奖金，不多，我的那份是11元多。要不要交公呢，我们到这里来改造，还挣社员的钱，说得过去吗？然而，那时的一角都不容小觑，何况11元多！结果是统统揣进我的口袋了。

与许明龙同村劳动的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学生曹家同回忆，他也被派去煤窑拉过煤。他回忆：马栏村里有一个小煤窑——最原始的挖煤方法。农闲时派工挖点煤用毛驴驮到镇上便是现钱。坑道低矮、狭窄。拉煤用竹筐，下面按上两片溜冰鞋似的刀片，在坑道的横木棍上拉曳。我等拉煤工，头套乙炔灯、上面滴水、脚下打滑，装上一筐煤便像老牛拉犁奋力前进，一旦拉出洞口便过磅记工分。本人体弱，装得少，拉得慢，往往不达定额，屡遭过磅掌柜的白眼。时值寒九天，洞外冰天雪地，洞内犹如开着煤气。穿棉袄洞内太热，穿单衣洞外受不了。于是我那件唯一的毛线衣便成了最适宜的工装。每天流汗、捂干，再流汗再捂干……不几天毛衣上出现了一片白花花、蠕动着的喝人鲜血的老白虱。我把毛衣塞进农药袋，第二天把死虱体抖搂抖搂，又穿上拉煤去啰！大幸，我没被瓦斯烧死、炸死；没被塌方砸死、压死。出点力、出点血不算什么。不然我的“右派改正通知书”就会送到阎王府去了。

俄语系55级朱汉生

朱汉生在1957年反右中，因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等问题被划为右派。他受到留校察看处分。1960年，朱汉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大台煤矿。他回忆说：

“我在煤矿当采煤工，一天要在矿井下挖煤12个小时。我被冒顶的煤活埋过三个钟头，幸亏贴近一架棚子，才算死里逃生；也被岩石砸断过左腿（粉碎性骨折），万幸的是我居然没有成为瘸子，奇迹般地恢复了行走的能力。

“生活在煤矿，使我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矿藏，丰富的生活素材。于是，在我1961年摘掉了右派帽子的第二天，就动笔写了一篇小说《到塘口去》，描写我的采煤生涯，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由此，我一连发表了七八篇小说。我的革命传奇小说《风雪窑神庙》在《北京文艺》发表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多次播出，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正当我兴高采烈地做着作家美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成了‘京西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我再次被揪出来批斗，成了‘黑帮’。我又被送到矿井最底层干最累的活——开掘岩石巷道，一干就是三年。1967年，我每天下井扛着风锤打岩石12个小时，上井后，作为一名‘黑帮’，还得到火车站卸一百袋水泥，每袋50公斤，也就是说每天还要卸5吨水泥。沉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绝望的前景使我失去了生存的勇气，我决定利用春节放假的机会自杀。

“一天，一位老矿工把我拉到背人处，对我说：‘小朱，我看你的神色不对，可别想不开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前，你借过我一本外文书当枕头，我一直没敢还你，怕给你惹麻烦。现在你的书全都抄走了，烧掉了。念书的人没了书，可不就觉得没活头？今天我还给你这本书，趁春节放假没人的时候，看看书，兴许日子会好过一点。’我怀着惊喜的心情，接过这本久违了的俄文书——一本精装的高尔基文集《童年、人间、我的大学》。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春节礼物。”

中文系56级陈纪峰、

化学系54级王海云

1957年反右中，中文系56级学生陈纪峰被划为右派，罪名是他曾在学习中向党交心，谈到他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他平时喜欢阅读西方文学名著，哼唱西方名曲，也成了资产阶级立场的证明。他在日记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有一句说北大的生活是“日日冷板凳，夜夜辩论会”，也被人揭发出来上纲上线，再加上出身问题，陈纪峰百口莫辩地成了右派分子。

划为右派后，陈纪峰饱受歧视和精神折磨，还不幸染上了肺结核病，在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中，陈纪峰熬到了1961年毕业。

他被分配到北京京西矿务局城子煤矿，昔日的文学青年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所有理想。作为右派分子，他大量时间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他以病弱之身，被一次次安排下井劳动，面对难以承受的艰难和危险。在一次劳动中，他因工伤失去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成了残疾。在矿工生活中，他管理过工地材料，学会了土建工地的水电安装，他拿着粗大的扳头和管钳，天天风里来，雨里去，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学什么。

王海云是化学系54级4班学生，1956年入党，他曾担任系团总支组织委员。

鸣放时，王海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但是看到当时的鸣放很热烈，他认为鸣放的主流是响应党的号召，助党整风，群众发动起来了，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而校党委一直没有主动积极的引导，使基层干部难以工作，他和同时入党的同班同学周宁怀交流了这些看法，两人很有共识，决定给校党委写信建议，于是在1957年5月31日由王海云执笔写了给校党委的建议信，信的大意是应该肯定鸣放是一种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党委对此不应该否定和害怕，应该保护这种民主的萌芽。

反右开始后，两人因这封信被指为背叛党的利益，王海云和周宁怀受到了高压式的严厉批判，二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反党的，但批判者却搬出“以效果看动机”的逻辑来推论，即建议信的效果是反党的，动机也不可能不是反党的。在巨大压力下，周宁怀怀疑自己是否“思想跟不上形势了”，“在开除我党籍的会上，我自己都举手了”。

围绕二人的处理在化学系也引起一番争论，最终，王、周都被划为右派。周宁怀被从轻处理，免于处分。而贫农出身的王海云，坚持不认罪，并与批判者辩论，因而被从重处罚，发配到山西阳泉煤矿，因是认罪态度不好的右派分子，他被指派下井挖煤多年。

劳改煤矿的右派学生们

北大学生右派中有一些因罪名严重被送劳教或劳改，他们中的数人在劳改煤矿干过矿工。

生物系54级学生杜锦堂因帮助学生同人刊物《广场》刻蜡版，被打成极右分子，遣送北京制药厂劳动教养。1966年文革中，杜锦堂的母亲和妻子被遣送回山西农村老家，杜锦堂本人也申请回山西，因此被转送山西霍县王庄劳改煤矿当矿工，干了四年之后，他申请回老家农村劳动，从此才脱离煤矿，与家人团聚。

物理系56级学生沈志庸是调干生，在部队工作时曾因要求转业考大学遭到报复受到留团察看处分。

1957年鸣放时，未发表任何言论，也没参加过辩论会等活动，但在反右中他没有按要求揭发已被划为右派的好友章鹏，因此被旧账新账一起算，在1958年反右补课时被划为右派。受劳动考察处分。1958年3月被送往北京制药厂劳动，1960年，又以“企图逃往海外”的罪名，被遣送劳动教养。劳教开始在北苑化工厂，大饥荒开始后吃不饱，恰逢清河农场来要人，沈志庸误以为农场可以吃得好些，便报名到了清河农场。一直在此劳教至1969年，被解除劳教，遣送出京，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劳动。至1979年改正平反。

物理系56级的学生博绳武在鸣放时才18岁，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大男孩，在5·19运动中，他被热烈激昂的情绪感染，在学生社团“百花学生”的成立大会上，凑热闹的博绳武在签名簿上签了一个名，没想到这糊里糊涂的签名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他被划为极右分子，留校察看。

博绳武是北京人，他看到划为右派的学长毕业后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当了另类，担心自己也会受此对待，遂逃离学校，回家打零工为生。1966年的“红八月”，他被红卫兵抄家，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扫地出门，后被公安局拘留，送清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教养解除后留场就业，1969年9月被“战备疏散”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在那里当矿工直至1979年落实政策。

在5·19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数学系54级学生杨路，因其表现和坚持己见的态度在1958年2月被送劳动教养。性格率真的杨路因管不住嘴，屡屡犯忌，迟迟不能解除劳教。1969年，京郊茶淀劳改农场的犯人被战备疏散，杨路被转往四川大邑新源劳改煤矿。他做过几年井下矿工，后经矿医建议，转做地面劳动。直至1975年解除劳教。

矿工学子的传奇命运

在京西安家滩煤矿当过矿工的右派学生岳永勇说：“在丁酉之难中我被迫中道辍学，眨眼之间天堂打入地狱，一头扎进危机四伏的井巷深渊，真可谓‘虎口余生‘。这可以说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大转捩点。“这应该是矿工学子们的共同感受。

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中劳作，是这些右派学生的人生谷底。在这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不同人生路程。

绝地翻身

岳永勇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被抽调出来，与几位钢铁学院、矿业学院的难友一起负责找矿，继而在煤矿自建的小炼铁厂参加炼铁。炼铁成功后，岳永勇被调到问题多多，经营上难以为继的水泥厂，水泥厂以井下退休的矽肺病患者为主体，加上一些矿工家属，基本素质很差，连起码的化学知识都没有，岳永勇完全靠个人钻研，自行摸索，终于烧制出合格的水泥产品，为煤矿解决了水泥短缺的困难。这一突出贡献使他在1961年初摘掉右派帽子。

岳永勇摘帽后，本可以选择回北大复学继续学业，但他想到在校时遭受的歧视，加之他当时已准备成家，生活负担较重，就放弃了复读机会，选择留在煤矿工作。

1961年，岳永勇调至地质测量科，他在工作期间，运用大学读书时学习的《大地测量学》课程知识，完成了对一条垂直高度50米的斜井贯通测量的精度设计，实际施工的结果，验证了测量精度设计的准确性，这在之前的北京矿务局，还无人能够完成。

当时的地质测量科还负责煤炭地质储量的管理，因为管理水平粗放，计算方法失当，所得出的地质储量数据严重失准，由此计算出来的煤炭回采率更是毫不靠谱。岳永勇新人上阵，接手了这项工作。他开创性地绘制出煤层厚度的等值线图，在此基础上经过加权处理，计算出准确性高的煤层平均厚度值，从而比较科学地计算出原始地质储量、工作面回采率，采区回采率和全矿井回采率，最终使储量管理工作水平发生了质的抬升。从而得到了北京矿务局管理层面的高度肯定与推广。他当年绘制的“煤层厚度等值线图”，曾选登在国家《地质学报》上。

1964年“四清”运动中，岳永勇因是右派，被调离技术岗位，去工资科管考勤，直至文革中的1969年，再次被分配下井劳动，达一年之久。

1974年，岳永勇被调至基建科，他接受了几项工作任务：为几栋六层家属楼做“地基和基础“方面的补充设计；修一条5公里长的山区公路，提出设计方案，指挥现场施工；为一座三层办公楼做简单设计，并管理施工现场；为”沸腾炉“锅炉燃烧用煤生产线，做一个简单设计。尽管岳永勇从未做过楼房、公路、锅炉方面的设计工作，但他细心阅读相关技术资料，潜心学习，反复钻研，最终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1979年，岳永勇右派改正之后，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于1983年调到河北三河县水泥厂，在此期间，他担任“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三河水泥厂扩建工程的前期工作，因有之前在水泥、建筑、勘探、配电供电、道路施工等方面的工作经验，他能够对大型建筑工程的各个技术环节，轻松驾驭，与各方专家交流讨论。

他先后被评为地质工程师、水泥工艺高级工程师、经济地理应用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9年退休后，因为具备建筑、水泥、路桥施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又在全国各地几个著名的大型工程监理公司，做了十年的工程监理，他以过硬的业务，丰富的经验，出色的处理问题能力，赢得了工程业主们的尊重和信任。

岳永勇文史功底深厚，在晚年，他书写了大量诗词歌赋，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抒发家国情怀，评点时事，唱和友人，出版了十余册诗词文集。恩师胡兆量先生称赞：56级岳永勇同学，打洞挖煤，华丽转身，成技术行家。永勇笑对人生，将见闻入诗，刊印十余集。《岳诗》紧扣时代脉搏，直抒爱国情怀。

在京西矿务局城子煤矿劳动、因工伤致残的中文系右派学生陈纪峰，遭受着政治上的歧视与病残之身的折磨，但陈纪峰没有被压垮。他在劳动改造中，用心学习钻研，自学新的谋生本领。作为一个文科大学生，他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学，学习了有关住房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建筑专业的全部课程。他利用在工地劳动的机会，学会了建筑施工的各种技能。在文革中的1973年，他就担任了京西矿务局城子煤矿的土建办公室技术员。在这期间，他担任了京西采空区之上建设三万平方米生活园区的总体规划和施工技术工作，还负责过矸石山绞车房、充电车间、山上供热工程等工业建筑的施工技术工作。他对每一项工作都竭尽心力，精益求精，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

所谓采空区，指的是地下储藏的煤矿已经采空，地下留有无数掏空的断层。在采空区的地面上盖房子，让人居住，如何保证安全是很大的问题。陈纪峰的责任感让他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费尽心血。在二十年后的九十年代，陈纪峰已调回上海，由于建工部工作借调，他到北京短期工作。在北京期间，他特地回到城子煤矿，考察了由他主持设计施工的采空区三万平方米生活园区。之后他告诉老同学，采空区的房子有的塌陷走样，有的成了无人居住的危房，而由他设计建造的三万平方米生活园区，仍然平安无事，没有发生塌陷走样。他为此感到欣慰，他说：百年大计，安全第一。我对得起和我在井下一起挖煤的兄弟。

由于陈纪峰的工作极为出色，在1978年，他的右派问题尚未改正，就被评为北京矿务局先进工作者。

1979年，陈纪峰收到北京大学的右派改正通知书，二十年的冤案获得平反。

1980年，陈纪峰调入上海市住宅建筑总公司。1981年，出任公司安全处科长，他负责全上海住宅建设中质量标准制订和检查工作，负责安全标准制订和检查工作，同时编撰这些专业的技术杂志，普及质量和安全专业知识。

1985年，他担任《建筑安全》杂志主编，全行业专业人员人手一份。1987年，他历时一年，主持编写五十万字的《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手册》，该手册发行数万册，成为全国建筑业的施工安全技术工具书。

由于他在建筑安全领域的卓越成就和资深地位，1994年12月被聘为国家建设部首届安全监督员，中国建筑施工安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建设安全协会常务理事。1995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总工会评为上海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2000年，陈纪峰退休后，担任上海市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第二审核认证中心主任及法人代表，在任职期间亲力亲为参与施工项目审核，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建筑施工安全专业人才，备受业内同仁的尊重。他还定期参加亚太地区、全国和华东地区的专业会议，直至2011年第二次退休。

陈纪峰回顾自己的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北大教给了我学习方法，这些方法也帮助我自学建筑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加上高桥中学给了我比较扎实的理科知识基础，使我得以靠自学的方式，学会我主管专业领域的技术本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绝地翻身。

陈纪峰于2016年6月20日去世，学友们都深情怀念这位历尽磨难，成就卓著的好同学，他绝地翻身的奇迹被同学们交口称赞，长久传颂。

厚积薄发

在门头沟马栏村下煤窑的法语专业右派学生许明龙因劳动表现好，1959年9月摘帽，返校插班入58级继续学习。1963年毕业。分配到农业机械研究院翻译科技资料。环境变了，他的另类身份未变，许明龙跟笔者提起他在1963年结婚时，没有一个宾客到场，不禁哽咽。但他勤奋不懈，从未放弃学习和钻研，许明龙入学时是调干生，年龄比较大，没有法语基础，加之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耽误时光，这种种不利因素促使他格外用功，一心要在专业上有所造诣。

但时逢乱世，文革中1969年他随妻子下放鄂北三线，当了四年工人，1973年回京，数月后调至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当翻译。直至1978年10月，他终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先从事翻译，后做法国史研究。1993年他晋升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许明龙的重磅学术著作《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豆瓣评分高达9.4。

他在翻译领域更是成就斐然，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译者，他翻译了很多经典著作，曾历时18年完成了《孟德斯鸠文集》五卷本的翻译出版。2015年，许明龙翻译的《请中国作证》获得傅雷翻译奖社科类最佳图书。

2023年7月6日，许明龙去世。他作为学者和翻译家的杰出成就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在京西大台煤矿受到非人折磨，试图自杀弃世的俄语系右派学生朱汉生，被一位老工人还给他的一本俄文版高尔基文集惊醒，他看到高尔基的《人间》，鼓起了在逆境中生活下去的勇气，打消了死的念头。他开始悄悄地复习俄文、法文、英文和背诵唐诗宋词，他认为，北大作为每一个学子的精神家园，培育了一种人文精神，给与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生存的勇气和追求知识的力量。

文革后，朱汉生右派改正，他离开了煤矿，进入了电视美学和电视评论领域，成为一名电视评论家。他还出版了多部小说和译著，在多年磨难中积累的文学和外语功底得以充分发挥，结出硕果。

数54级的高才生杨路在近20年劳改生涯中，几乎干遍了包括下井挖煤在内的所有苦力劳动，他在任何严酷的环境中，都没有放弃对数学的思考和钻研。在新源劳改煤矿的几年中，他与在新疆劳改的难友同学张景中，坚持通信讨论数学问题，两位高手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很多思考的火花，至1978年，他们调入中国科技大学之前，已经积累了一批研究成果。

回归学术领域之后，他们很快拿出了多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在科学春天到来之后，他们突飞猛进，连续攻克学术难关。张景中在1995年当选院士，杨路亦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是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不等式自动推理及其在高技术领域的应用”首席科学家，他所创的“多项式完全判别系统”被行内专家认为是“解决了实代数的基本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信念如磐

在严酷的环境中度过经年的苦难岁月，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对自己行为的问心无愧和有朝一日平反昭雪的信念，成为一些矿工右派在逆境中的精神支柱。

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为逃避毕业分配可能遭遇的歧视而逃离学校的物理系56级学生博绳武，回家后打零工为生，他回忆说：那个年代干临时工的都是够不上判刑或劳教的，流落在社会上的“黑五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干临时工的日子里，我结识了一位范老师，也是“右派”，是中学的语文老师，长我十岁。我们常在一起劳动，他一边干活一边像教学生一样给我讲“政治”：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人权，什么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对逆境……他爱唱歌，尤其是那一曲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浑厚的声音如泣如诉，可又在悲伤中显出刚毅。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每逢遇到难以逾越的逆境时，我耳边就响起他那浑厚刚毅的歌声“……老人河呵，老人河，你总是自由地流过”，我就坚强了，困难就过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范老师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我才得知他已惨死在文革中。

博绳武在劳改队里度过了十二年，其中在山西王庄煤矿劳改十年。他说：也许人们都知道兴凯湖，都知道夹边沟，其实哪个劳改队都是兴凯湖，都是夹边沟，地方不同，名字不同，苦难都是相同的。在劳改队里，难友们都知道不论在什么逆境中我都是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他们总追问我为什么，我总是一笑回答：我是个臭赖皮。我没做亏心事，我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活着。

在鸣放时给党委写信提建议而被打成右派的化学系54级学生王海云，因认罪态度不好被发配到山西阳泉煤矿下井挖煤，即便如此，他从未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保留了给党委建议信的底稿。文革结束后，王海云携材料到北大要求平反，结果无功而返。直至中央55号文件发布，右派获得改正，王海云才得到彻底平反。

经历了二十年蹉跎，王海云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他和难友周宁怀在各自的岗位上获得了用武之地，王海云曾担任山西阳泉市化工局局长，质量标准管理局局长。在笔者采访调查时，王海云已身患重病，但他仍通过周宁怀给笔者提供了右派同学的信息。王海云于2023年4月3日去世。他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永远值得敬仰。

经历了炼狱人生的矿工学子们正在远去，他们蒙受的苦难不应被忘却，我们更不该忘却的，是那个将学有专长的优秀学子送到矿井中遭受巨大磨难的荒唐岁月。